编者按 本文系作者据其在南京大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主办的“人文艺术系列讲座”的讲演稿——《学术打假与学风建设》整理而成，认真讨论了九十年代中国学界面临的严峻问题及其出路，首次明确提出、论证了“学术打假与学风建设”这一命题，对其现状与前景也进行了谨慎的展望。
谈到“学术打假”，人们可能首先会问：打什么？我以为，学术打假的矛头就是九十年代学界不正之风与学术腐败现象。这些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低水平重复 这表现在各方面，其中以高校教材、教参为最显著。
据《中华读书报》报道，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超过300种；这数百种教材，出自不同的编者之手，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书名也不尽相同，有的叫概论，有的叫新论，有的叫教程，有的叫纲要，有的叫新编、简编，等等，但编写内容、体系设计、章节顺序、原理以及具体的例子，都大同小异，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抄袭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钱乘旦教授在《中国书评》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从社会科学规范化的视角评论国内不同版本、但相差无几的几十种世界近代史教科书的书评，也尖锐地批评了这种“鸡生蛋、蛋生鸡”、从教材到教材的编写模式的弊病。其实，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情况，还不仅仅止于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世界近代史教材，其他如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法学概论、中共党史、大学语文、中国文学史等等高校基础课教材，也往往异曲同工。
（二）粗制滥造 这以各类各样、形形色色的辞书最有代表性。
本来，编字典、词典等工具书，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们靠长期、大量的劳动才能做的一种苦差事，既艰辛备尝，又严肃认真，“辞书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但是，最近二十年来，和编教材一样，编辞书却一下子成为许多人所谓“快速成才”、“发家致富”的捷径。而且，无论水平高低、懂还是不懂，似乎什么人都可以编、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是什么人都在编辞书。如同有“教材专业户”一样，也有大量的辞书编纂专业户，其中最大的辞书专业户就是一度誉满全国、大名鼎鼎的王同亿先生。
可以不客气地说，现在的大多数辞书，内容上粗制滥造，种类上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差不多都是捞名捞利的投机性勾当。比如各式各样的“鉴赏词典”、“描写词典”、“著作学习大词典”之类，大都是捞现成的资料颠来倒去、加减乘除。
（三）泡沫学术 只要大家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目前我们中国的文章是越发越多，而且是越来越长；书越出越多，而且越来越厚；刊物也越办越多，而且还不断出增刊。不过，在这些表面上是数量大跃进式膨胀的同时，学术质量、学术水准非但没有呈正比例提升，反倒有的还在滑坡。
很多人仅仅是满足于追求数量，有的中青年人动不动就号称出了三四十种书、发了二三百篇甚至三四百篇论文，有的人写简历动不动就说自己有上千万字的著述。据说，山东某经济学院的一位副院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这样的天文数字。刚才讲到的王同亿先生请人在某报为他拍了一张他与他主编的书的合影照片，书摞起来也确实比他矮不了多少，号称“著作等身”。不少人宣扬一年出一本专著，甚至有的一年写三、四本所谓的专著；有的人文章遍地开花，三天两头出书。这样一来，名义上是学术论文、专著，实际上却差不多是学术垃圾。这种情况，理科有，文科更多。
（四）假冒伪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黄震华教授：假冒他人名义，搞所谓的“著书立说”。山东某大学科社系有一位想评博导的人，拿别人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反复复印，差一点儿弄假成真；后因知情人的揭发而漏馅。
许多地方院校的人，为了评高级职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然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作为他的所谓“成果”。在北京，一度有人自甘堕落，公开在电线杆子上大摇大摆地贴“告示”、明码标价，公开卖稿。
不少省（市）宣传部门的领导，有的尽管水平不怎么样，但也往往热衷于挂名主编各种各样的书，而且往往印得极其大方、气派、豪华，然后下文订购、推销，实则是公款消费，但这些书大都是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废纸。
（五）抄袭剽窃 这已经成为一大学术公害。《方法》杂志编辑部的文章称之为“学术蝗祸”，“这场蝗祸近年来正在学界蔓延并严重蚕食着学术界的人格规范和学术规范。”
不少正直的专家学者对此痛心疾首。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小组会上指出：现在高教界和科技界存在着种种不正之风。其一是剽窃、抄袭他人成果，包括有系统地与局部地剽窃、抄袭，明目张胆与改头换面地剽窃、抄袭；其二是伪造数据，发表假论文，哗众取宠，欺世盗名；其三是将同样的内容，通过不同的“组装”，多次发表等。这类不良学风亟需整顿。
从已公开暴露的问题看，撇开一般的高校不论，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差不多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而且，这个不光彩的名单今后若干年内估计还会不断扩大下去。
上述学界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已严重侵蚀学术文化界，不仅是学术、文化公害，而且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公害；败坏学风文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贻误人才培养，严重损害中国整体的学术声誉特别是不利于建树中国良好的国际学术形象；而且，这些学界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还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病毒式传染，对全社会造成恶性循环的严重后果。
从目前的情况看，围绕着学术打假与学风建设问题，虽然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总体上还处于零敲碎打的自发状态，离制度化、法制化还差得太远。
值得一提的已有的重大进展和成果有：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取消了博士学位抄袭者的博士学位，撤消了其职务、职称；广州暨南大学撤聘了某抄袭者的职务、职称；上海复旦大学因某博士候选人抄袭而取消了其申请博士学位资格，并予以除名。
拖了数年之久、引起举国关注的王同亿侵权案，最终以王同亿的彻底败诉而告终，这是辞书学界的一大收获。
自然科学界的学术打假斗争正在向纵深发展。何祚庥院士已在北京主持召开过三次批判伪科学会议。《伪科学曝光》、《维护科学尊严》等著作引起世人瞩目。
语言学界反对伪科学的斗争正在全面展开。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以及《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必须批判》、《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及其表现》等长篇论文受到学界重视。1997年10月26日，北京语言文字学界还召开了“纯净学风与文风促进语言文字学健康发展”专题研讨会，受到广泛关注。
1993—1995年开展的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学术规范问题大讨论，为维护学术道德、重振科学精神、学术打假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资源和思想支持。由《中华读书报》等发起的“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专题研讨会、《世界历史》杂志社组织的“学术规范与世界史学科建设”专题座谈会，分别于l998年6月、9月在北京和南京举行。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学术打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打假活动。比如，一年一度的“质量万里行”、“3·15”消费者权益日等活动，有声有色，牵动着全国上下，由于涉及几乎每一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故除了极少数造假贩假、执法犯法者，人们无不拍手称快，非常容易引起四面八方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学术打假就与此大不相同了，因为它主要是在学术文化圈内的“内战”；中国尽管说起来地大、人多，但学术界相对并不大、人数也相对少，“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无论是提倡学术打假、还是进行学术打假，所遭遇的压力之大、阻力之多，很可能要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打假的难度。因为一旦搞学术打假，必然遇到树敌多、打击面大的问题。我的山东老乡王海在商界打假，虽也招致一些人的咬牙切齿，但造假贩假的毕竟怕他，故有“防火防盗防王海”之说。在学术界，恐怕谁也不会、也不敢以“王海”自居。因为学术打假、学风建设，虽然首先是学术问题，但又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对付这样错综复杂的问题，也绝不仅仅是几个书生、几篇文章的事。应该强调：这也同样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同样需要全社会首先是学术界共同关心、综合治理。
此外，学术打假，也缺乏媒体的有力支持，绝大多数报刊生怕惹事生非，避之唯恐不及。所以，除了《中国科学报》、《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历史研究》、《辞书研究》、《中国书评》、《中国图书评论》、《自然辩证法通讯》、《山西大学学报》等报刊外，其他数以千计的报刊中几乎看不到对学界不正之风的公开批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学者“妙手著文章”，但若无报刊“铁肩担道义”，那么，所谓学术打假、学风建设等等，也不过是一厢情愿、很难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成果。
还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更多的人，包括大多数学术界中人，上至名家学者下至普通大学生，目前大都对学术打假、学风建设持无所谓的消极态度，至少是关心不够或者很不关心，在学术界，一直缺乏鲁迅先生那种压不弯的脊梁精神，也一直缺乏巴金先生说真话的勇气。现在大多数人奉行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主义”，盛行的是“大事化小”，“家丑不可外扬”的“好人主义”。
因此，对于学术打假、学风建设，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同时也必须充分估计到它的难度。一言以蔽之，对于学术打假、学风建设的现状与前景，我总的看法是，既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应彻底悲观。
为什么不能盲目乐观呢？原因已如上述。像学术打假、学风建设这样关涉全局性的问题，如果不能引起包括国家立法行为在内的全面合作与行动，单靠某些良心未泯、书生气十足、如吾等冒傻气者的奔走呼号，虽说也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但终归微乎其微。所以，乐观不得，尤其不能盲目乐观。
为什么不悲观呢？这是因为，第一，这些年来，一直有有识之士在为此而不妥协地抗争；第二，我相信，包括今晚在内的各位朋友在内的一切真正关心中国文化学术未来命运的人，总有一天会逐渐觉悟、奋起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方兴未艾的学术打假和学风建设添砖加瓦，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因为，我们事实上都在中国文化学术这一条船上；因为，我们都非常希望、也非常需要在中国共建、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充满尊严和阳光的学术乐土、文化绿洲、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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